“艺术游侠”王犇

  艺术不是乡愿俗客的乐土，不是趋附风雅的园林，那是真正的自然之子——醉客狂士的天堂。

西安城老，城老则多遗存，多轶事，亦多奇人。

世园会主题歌唱得好：一城文化，半城神仙。

高僧，道士，隐者、藏家，文人，画师，或修持古刹，或闭关道观，或隐居终南，或埋首金石，或耽于诗酒，或醉心翰墨，各自完满着自己的人生，亦成为古城一道奇异的风景。

及至开口交谈，他软语温存，一点也不张狂，有的是谦谦君子之风。

奇人必有异相，相书有谓：男人女相，女人男相，非福即贵。前者如毛泽东，后者如武则天。王犇显然属于前者，他外表看上去很阳刚，内心却有着一颗柔软的心灵。

老子说：“柔弱胜刚强”，这样的人，不成事才怪呢，我暗自思忖着。

果真，年轻的他，已升任西安中国画院副院长，成为院长王西京的得力臂膀。

言谈间，他赠我一册《王犇画集》，我亦以散文集《坐听蝉声》相赠。一个文人与画家的情缘，便在这一来一往中缔结了。

他虽年轻，但功力不浅，有着一副阅世后的沧桑与沧桑后的淡定。他是西安美院的文学学士，从美院附中到美院，八年的专业训练，使他练就了扎实的“童子功”，速写、版画、油画、色粉、水墨，一十八般武艺，样样精通，以至成为纵横于艺术江湖的高手，令那些凌空蹈虚、花拳绣腿之徒退避三舍，在他面前自然不敢接招。

古人讲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、“窗外事胜于圣贤书”；古画论讲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皆在强调“知行合一”的诗外功夫。王犇的功力不仅体现在绘画技法上，更重要的是饱经生活的历练。早在大学阶段，他曾孤身一人远赴青海、西藏、敦煌等地流浪写生，采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。在西安中国画院工作期间，他作为有着优秀艺术管理能力的后备干部，被市委组织部委派到阎良农村挂职锻炼，在农村度过两年多艰苦而寂寥的岁月，使他有了对乡村生活的深刻体验和对艺术走向的深度思考，以至于后来创作出了《村头》《吾乡吾民》《来咧招呼》《三个乡党》《八荒系列》等反映关中乡村生活的水墨人物画，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，土得掉渣的屋瓦院墙，悠然午后的斜阳，古塬坡地，村头渡口，乡戏乱弹，书皮学堂……，这一切，并非对乡村意象的简单描摹，而是对传统文化的散点透视，对愚昧落后的丑陋民俗的批判，看似消极颓废，实则“于墨海中立定精神，笔锋下决出生活，尺幅上换去毛骨，混沌里放出光明”（石涛语），我们从他画里深山老林学堂黑板上“净、竞、静、敬”四个清秀大字里，“透残窗而窥”，看到的是祖国下一代希望的曙光。

王犇称自己是“秦岭以北之徒，自不解江南风情”，独钟情于秦岭山水。多年来，他晨夕相对，悉心揣摩，澄怀观道，迁想妙得，创作出一批以反映秦岭恢宏气势为主的《秦颂》系列山水画，从技法上来说，中西合璧，南北互融，同中见异，仰观俯察，既有中国传统的积墨、泼墨、皴擦、点染，又不乏西洋的散点、透视、光影、明暗，他运笔如斧，大斧劈砍，小斧轻啄，劈抹出流畅的板块，以凸现秦岭的伟岸峻拔，又湿笔淡抹，在板块的横截面皴擦点染，顿时满纸云烟，生发出一种超迈高古的士气，氤氲出一缕迷离诡谲的神韵。

他立足时代前沿，却以古为徒，醉心于“清代四僧”。他的画立意高远，笔墨老辣，走的是冷峻荒寒一径，且画里是渗透着思想的，既有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，又有震古烁今的批判色彩，忧国忧民，沉郁顿挫，一如杜工部的诗。

范曾说过：艺术不是乡愿俗客的乐土，不是趋附风雅的园林，那是真正的自然之子——醉客狂士的天堂。以此观照，与其说王犇是画家，不如说是游侠，艺术游侠。游侠的气质，注定了他永远“在路上”。多年来，他先后在青海、敦煌、西藏、印度、尼泊尔、新疆、香港、台湾、法国、德国等地采风、办画展，参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。

  他能把自己关在画室一个月不出门，有总是走得很远，在路上不断拓展着自己艺术生命的空间。他坦言：在路上，你只要比别人多走出几百米，就会发现别人所看不到的或细节或震撼的美，哪怕脚下是悬崖。

  这不由使我想起一则禅的故事：

一个人在荒野行走，遇到了一只老虎。

于是，他拼命逃跑，老虎却紧追不舍。

他跑到一处悬崖绝壁之上，两手攀住一根野藤，让全身悬在半空中。

他抬头张望，只见那只老虎向他怒吼，向下看去，又见另一只老虎正张着血盆大口在等着他。

他心惊胆战，颤抖不已，生命系于一根野藤。

那一刻，又有一只白鼠和一只黑鼠，正一点一点地啃噬着那条枯藤。

猛回头，他看见身旁有一株鲜红的草莓，于是，他一手攀藤，一手去采草莓。

他将草莓送入了口中，赞叹道：“味道好美呀！”

艺术之果犹如悬崖上的草莓，只有达到物我两忘、乃至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，才能进入忘情的境地，采撷到它的正果，品尝到它的真味。